社会新闻记者不同于时政、体育、娱乐和经济新闻记者，各种突发事件都得立即赶到现场采访。其中火灾、车祸、爆炸、凶杀、绑架、跳楼、吸贩毒等案件，现场往往非常残忍、恐怖和危险。尤其是重特大车祸、凶杀、火灾和爆炸现场，死者基本都龇牙咧嘴、面目狰狞，有的死者连眼睛都不闭，爆炸现场死者甚至身首分离、肢残臂断，胆子小的不敢看。虽然报社有规定，凡残忍、恐怖、凶杀、淫秽和暴力场面情节不得详细描述，照片也不能刊发。但为了证明记者当时的确到过现场，新闻并非虚构，所以在往报社传稿时，必须附上现场照片，供编辑和领导审稿时参考。
2004年，我被吉林日报子报今日财富报聘为记者，主要负责四平市（包括所辖各市县）的社会新闻采访报道工作。
有一年，朋友让我带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女大学生，说这女孩非常羡慕记者，做梦都想当记者，让我带着她实习几个月。第一天我带她去采访，那是个车祸现场，很惨。到了现场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先拍照，因为一旦现场没了，再想复原也办不到了。我拍照时，那个女孩吓得浑身发抖，直往我身后躲，我从现场往出走时，她就像看见妖精似的紧紧拽着我的胳膊不撒手，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
也该着她点儿低，第二次出现场是一起凶杀案，现场仍然非常残忍、恐怖，她只看了一眼，吓得“妈呀”一声，捂着脸往外跑，边跑边哭。我拍了两张照片后，马上到她身边，抚摸她的头好言安慰她：“没事儿没事儿，有老师在你不用怕。”警察们看见她吓成那个样子，小声跟我说：“就这点胆儿还想当记者？”。
吉林省境内的二龙湖，位于四平市东部，地处东辽河流域，水面面积八千多公顷，总库容近18亿立方米，湖岸周边跨吉、辽两省三市五县，距长平高速公路25公里，四白公路15公里，是吉林省省管第一大水库。
二龙湖盛产青、草、鲢、鲈、银鱼和池沼虾等二十几个品种的鱼虾，其中银鱼价值最高，每公斤七十元。银鱼基本没大鱼刺，适宜儿童食用。据现代营养学分析，银鱼营养丰富，具有高蛋白、低脂肪之特点。并认为银鱼不去鳍、骨，属“整体性食物”，营养完全，利于人体增进免疫功能和长寿。由于银鱼营养丰富，曾出口到日本。
正因银鱼价值极高，使得二龙湖周边村屯的村民利用自制铁船和网具，肆无忌惮地大肆偷盗滥捕。
由于二龙湖岸周边跨吉、辽两省三市五县600多公里，水库管理人员根本无力阻止偷盗滥捕现象。为有效阻止湖岸周边村民偷盗滥捕，二龙湖管理局只得求助四平市公安机关。但四平市公安机关介入后，却遭到村民暴力阻挠。
2004年8月份，四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民警在副局长带领下，准备对湖岸村屯展开调查，凡是有船的一律将船暂扣。但调查工作进展并不顺利，村民们根本不予配合，当警察的快艇准备靠岸时，好几十村民聚集在岸边，雨点般的石块一齐砸向快艇，警察们又不能开枪，万般无奈，警察们只能撤退。
大约一个多月后，警察们增加了警力，为警员和随行记者配发了防弹衣和钢盔，驾驶多艘快艇强行登陆。发现警察又来了，村民们不仅用砖头石块攻击快艇，还用闪光雷等鞭炮对着快艇轰击。
为暂避村民攻击，民警们驾驶快艇驶进山湾，然后打电话联系二龙湖水库管理局负责人，让他们派护湖队员迅速增援。很快，10多名护湖队员分乘两艘快艇赶到与民警会合。经重新部署，多艘快艇同时冲向岸边强行登陆。岸上村民见很多警察持枪纷纷上岸，不得不夺路而逃。
缴获3艘盗鱼铁皮船后，民警与护湖队员又在湖中寻找盗鱼渔网，很快，民警与护湖队员们便从湖中搜出近5000米长的网挂，几乎每张网挂上都挂着银鱼，而且网挂的网眼非常密。护湖队员们说，这种网被称为“绝户网”，无论多大的鱼一条也跑不掉。民警和护湖队员还发现，村民下的网挂不止挂银鱼，鲤鱼、鲢鱼、青鱼和胖头也挂。
当晚经过清理统计，此次行动，民警与护湖队员共缴获200多张盗鱼渔网，总长度超过一万五千米，价值三万余元，缴获银鱼和白鲢各近百公斤，多名暴力抗法分子被警方逮捕。
作为社会新闻记者，眼睛不能光是盯着新闻，头脑里也不能总想着做完新闻完成报社规定的任务就拉倒，对人民群众和要有爱心，要有社会责任感，要通过新闻媒体的行动，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
大约是2003年6月份左右，我们报社的一个女发行员对我说：“G老师，铁东区解放社区有一个女孩叫赵某雁，因为家里太困难，连续两年考上大学却难进大学校门，今年她又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母女俩正在家里愁呢，您能不能去采访报道一下，看有没有人能帮她。”
当天下午，我来到赵某雁的家，发现她家里只有母女两人，她父亲在文革期间因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后来死在监狱。她母亲靠为人做点缝纫活儿维持母女俩生活，日子过得很艰难。我查看了赵某雁三年的三个大学录取通知书，又采访了她家邻居和社区干部，得知情况属实。
回到报社后我写了篇报道，连同赵某雁三份录取通知书的影印件一起发表了。报道见报后的第七天，四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北沟街派出所全体民警为赵某雁捐款2000多元，解放社区也为她捐了款。又过几天，在北京做生意的一个四平人看到报道后，又为赵某雁捐款8000元，并承诺说，赵某雁三年大学期间的学费、生活费他全包了。
2009年9月26日上午，我接到河北省秦皇岛市于香莲女士的电话，她说她最近从秦皇岛回四平看望她多年不见的77岁婶子周凤英，竟发现婶子家的房顶多处露天，房子破得根本没办法住。于香莲说，她叔叔因病去世11年了，婶子多年患精神病，与智力不健全的儿子相依为命，另一个养子刚刚刑满释放，婶子每天只吃一顿饭。她看见婶子住在那么破的房子里心都要碎了，万一天下大雨房子倒了，婶子会被砸死在屋里，可是她却无力为婶子翻盖新房。
接到电话的当天中午，我来到四平市铁东区山门镇老城村四社周凤英的家。发现那三间房子的确破得不能再破了，我仔细数了数，房顶上如二碗和小盆大能看见天空的大窟窿共有29个，前后五扇窗户一扇门，一块玻璃也没有，厨房有几个碗、两个盆，一只水桶，炕上有两个被子卷着、一件棉大衣，别的啥也没有。
当天下午，我找到老城村党支部书记许绍文。许书记说村里已经给她家一些旧门窗了，以为她家自己能建新房呢。
第二天上午，我又来到山门镇政府，将情况反映给镇党委书记刘喜洋。刘喜洋当即指示主管民政的副镇长陈萍，马上去现场调查，如情况属实，立即想办法解决，入冬前要让周老太住上新房。随即，我又与四平市铁东区民政局郑局长联系。听了我的汇报，郑局长很惊讶，他说：“还有这样的房子？G记者啊，你不能只听村民们说，得亲自到现场去看看，情况是不是属实。”我说：“郑局，我现在跟山门镇主管民政的陈副镇长就在这位老太太家里呢。”然后我将电话交给了陈萍副镇长。了解情况后，郑局长当即表态，区民政局可将明年泥草房改造补助款9000元提前下拨给周凤英家，在此基础上再增加1000元。
陈萍副镇长将情况汇报给刘喜洋后，镇里立刻决定拿出一笔资金，同时要求村里再拿出一笔资金，立即将周凤英的破房子扒掉，一个月内将新房建好。
区、镇、村各出一些资金后，建房材料仍不够，水泥还没着落。9月28日，我给曾经报道过的吉林省天意水泥集团董事长李高文打电话，希望他能为周老太免费解决10吨水泥。李高文二线日上午，我和《城市晚报》记者高鸿再次来到周凤英家，看到村委会组织的施工队正在为周凤英家盖新房。
10月25日，当我第三次来到周凤英家时，看到两间砖混结构塑钢门窗的新房建成了。
2010年3月份，我和《城市晚报》驻四平站记者高鸿接到线索：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九间房村6社村民孟繁文和卢淑珍夫妇，因家里突发大火，房子和所有家当被全部烧光，60多岁的老两口无力建新房，在自家猪圈里住了三年。
孟繁文说，他儿女的日子都不富裕，而且又都不在身边，老两口只好租房住在本村村民家里，后来连每月50元的房租也交不起了，只好住在自家不到10平米的猪圈里。
当天，我和高鸿来到九间房村委会，村会计谢军说，孟繁文家的情况村领导都知道，上级规定，因受灾建房国家给补贴，但必须在盖完房子后补贴才能到位，村里已经把他家的情况报到乡民政了，村里每年3.8万元转移支付钱不够正常支配的，根本无力帮助他家建新房。
3月15日，我和高鸿又先后来到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政府和铁西区民政局。平西乡党委书记邓长胜表示，乡里争取帮助孟繁文解决1万元，让他们早日有个家。铁西区民政局长李子臣说，百姓住在猪圈里，无论啥原因都说不过去。他当即表态：一、协调有关部门人员到孟繁文家进行实地调查，如情况属实，尽最大努力帮他家建新房。二、儿女有赡养老人的责任和义务，让其儿女尽力出部分资金。三、如果两位老人愿意，可暂时把他们接到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去住。四、召集局内相关部门和平西乡政府相关领导，就此事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怎样多方援助孟繁文把新房子盖起来。
3月15日当天，我和高鸿联系到孟繁文的两个儿女，两个儿女表示，父母盖房子，于情于理都会尽其所能地张罗些钱，尽儿女应尽的义务。
社会新闻记者啥事儿都能遇到，有些线索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只看表面，要善于发现新闻背后的故事，要不辞辛苦、不怕麻烦地挖掘出隐藏在新闻事件背后鲜活的秘密，并且要承担起媒体和记者的社会责任，这样才可以赢得读者，提高媒体的公信力。
2007年12月30日下午4点左右，我接到长春铁路公安处四平车站派出所教导员石磊的电话，他说：“G记者，给你一条好新闻，我们的民警在沈局管内通辽——大连N160次列车上，抓获一名现行绺窃男子。”我问他那个绺窃男子偷了多少钱？他说偷了400多元。我说400多元就是个小小的治安案件，没啥意思，我不去了。石磊在电话中笑着说：“这不是个一般的小偷，年龄太大，都82了，我们正审着呢，你快来吧！”我一听，这还真是个“人咬狗”的好新闻，立即打车赶到车站派出所。
经询问，这个82岁的老人名叫张永孝，自称生于民国13年（1925）。铁路警方调查核实，张永孝原住黑龙江省呼兰县（现为哈尔滨市呼兰区）康金井镇新农村村，1975年离家外出，至今未归，在家乡没有一点亲人，连户口和身份证都没有。
我问所长马念仁：“像他这种情况你们得如何正确地处理啊？”马所长说：“他偷窃数额较小，加之年龄又太大，超过70岁拘留所都不收了，我们只可以把他放了。”我说：“那我咋写啊，就说你们把他放了？”马所长笑着说：“不能说放了，按照我们的术语叫治安拘留所外执行，实际上就是放了。”
按照常规，这条新闻也就能写三四百字，最多也不超过五百字。但当时我又想，一个82岁的老人，本该颐精养神、含饴弄孙、坐享天伦之乐。可他却居无定所，整日把眼睛盯在别人的钱包上。他的家在哪里？他有没有儿女亲人？他平日是怎么生活的？被释放后他会去哪里？他的背后肯定还有故事！
冬季天短，从派出所出来已经晚上5点多了，天已经黑下来了，天空飘起了小雪花，张永孝慢慢走了1000多米，过了南湖立交桥，他来到一处平房区，进了一户人家院子。我看准了他进入哪个门后，来到院内另一家了解情况。主人告诉我，那个老头是黑龙江的，姓张，与另一个石家庄的残疾男子合租他家的房子，每月房租80元，平时张老汉捡拾废品卖钱，别的就不知道了。
接着我又来到张永孝的屋子，发现屋内没有窗户，很黑，也很凄惨，炕上有两个行李卷儿，地上有个炉子，一个小碗柜，碗柜里面有一只塑料袋，袋里有大约一市斤大米，少半瓶酱油，一颗大葱，半块大豆腐，两只碗两双筷子，别的就没啥了。
我用手摸了摸炕，炕冰凉冰凉的。老人认出了我，很惊讶我的出现，微笑地看着我说：“记者同志，您怎么来了？”
我掏出烟递给他一支，然后对他说：“这炕太凉了，我先帮您把炉子生着烧烧炕吧，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睡这么凉的炕呢。”老人和我一起动手点着了炉子。
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我跟他说：“我来也没啥事儿，就是想跟您老人家随便唠唠嗑儿。”
炉子生着了，屋里很快有了热乎气儿，我和老人面对面盘腿坐在炕上开始聊天。为了不让他对我产生戒心，我没有拿出本子记录，只凭脑子记。
果不出我所料，老人自从1975年离开家乡后，32年来四处漂泊，终生未娶，没有儿女和亲人。年轻时靠出卖力气打工，也曾干过小偷小摸的事，如今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想找个地方养老，但由于他连身份证都没有，没有一点一家养老院肯收留他。最后他想到了监狱，在监狱里面虽然不自由，但最起码吃喝不愁，有住的地方。于是他经常故意犯罪，拿小水果刀拦路抢劫，专挑年轻女的抢，抢完后他不但不跑，还站在一边提醒被抢女子：“还愣着嘎哈，赶紧报警啊！”然而被带到派出所后，警察们讯问后总是把他放了，他想被判刑进监狱的愿望根本就实现不了。
唠了个八小时后，我惊奇地发现，虽然老人文化不高，但他对社会上的事并非一无所知，言谈中他嘴里不断迸出一些新名词，诸如什么行政村、粮食直补、家电下乡、转基因、支柱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刑事拘留、犯罪中止等等他都懂。于是我问他：“您头脑并不糊涂，为何需要去偷呢？”老人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我也不想走那条路，可是，人要是连活都活不了了，也就顾不上什么尊严和脸面了！”
我和老人聊了两个多小时，想到后天就是元旦了，临走时我给他100元钱。然后对他说：“这点钱够你过元旦了，过了元旦我送你去一家养老院，不用你花钱，你愿不愿意去？”老人立即高兴地说：“那当然好啦，我早就想去，不是没人愿意收我么。”
回家后我连夜写稿，第二天，2400多字的报道加图片作为头条新闻在A版见报了。接着我又找到一家曾经报道过的民办老年公寓，我跟院长说：“你就当这老头儿是你爹了，他没钱，你也别要钱了，我写篇稿报道你扶贫济弱。”院长同意了。2008年1月4日，张永孝高高兴兴地住进了那家民办老年公寓。
帮老人住进养老院后，我并没就此拉倒。半个月后，我与那家养老院院长带着张永孝，一起坐火车到哈尔滨市呼兰区康金井镇派出所，所长与当地村委会取得了联系。当地村委会和派出所民警看到我的长篇报道后，表示立即请示分局，帮张永孝恢复户籍关系。
为尽快让张永孝拿到户口本，2008年2月18日、3月20日和4月21日，我又先后数次与哈尔滨市呼兰区康金井镇派出所所长任厚、户籍民警杨晓玉联系。4月25日，杨晓玉给我打来电话说，呼兰区公安分局领导看了吉林媒体有关张永孝的报道后，认真审查了我们所报送的材料，经过认真调查核实，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批准恢复了张永孝的户籍关系。
4月29日，我收到了康金井镇派出所用特快专递寄来的张永孝的户口本和身份证。
5月2日上午，我将张永孝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交到张永孝手中。张永孝高兴地说，有了户口本，他就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办理低保或困难补助等维持生活的事项了。
接着，我又与《哈尔滨晚报》和《黑龙江晨报》取得联系，最终通过其他方式，为张永孝讨回了他应分得的责任田。
张永孝说：“我漂泊了大半生，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经常偷窃，到哪儿都被当做下等人，没有人格和尊严，是新闻媒体让我重新找回了做人的尊严！”
社会新闻记者经常会接触到政府各个部门，遇到自己不能办到的事情时，应该主动、及时地与各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这一种原因是为了把新闻做足，同时也是帮助政府将事情做到最佳，变负面新闻为正面新闻。
2013年5月2日上午，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一位村民报料称，在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勤业村外的一片矮树林里，有一个破窝棚，窝棚里住着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附近村民们称其为“长发野人”。报料的村民说，这个“长发野人”已经在这里住三年了，尽管去年冬天下了近40场大雪，但那个“野人”并没离开过那个窝棚。
当日下午，我费尽周折几番打听，终于在四平西郊一片远离城市和村庄的矮树林中，找到了报料人说的那个窝棚，见到了报料村民说的那个“长发野人”。
我发现，报料人说的完全属实。那个破烂的窝棚是用破旧的废塑料布、树枝和茅草在矮树林中搭建的，窝棚四处透亮漏风，入口处堆放着一些废旧塑料桶、编织袋和塑料包装物等杂物，周围散发着一股非常难闻的怪味儿。冷眼看上去窝棚里没有人，仔细看才发现里面躺着一个披肩长发人，但无法看清面部，也不知道是男是女，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我将事先买来的包子、面包和矿泉水递给他他才起来。我这才看清他的面貌。这是个男性，容貌并不丑陋，一头长长的黑发已经过肩，他两眼忧愁但有神，他就是报料村民说的“长发野人”。
“野人”双手戴着很脏的白线手套，上身穿灰绿色翻领棉衣，下身穿一条黑色棉裤，腰系布带，衣裤多处有破洞，脚脖子上缠着破布片，脚穿黑色棉鞋。
我发现，“野人”有着明显的防范意识，他双手紧紧护着身体，两眼闪烁着疑惑的目光。在伸手接食物时，他两眼并不看着食物，而是目不转睛地与我的目光对视。我看到，那是一双带着高度戒备且随时准备攻击的目光。拿到食物后，他两眼盯着我后退了几步，然后转身走进窝棚内，背对着入口处坐下，一口气吃掉两个大蛋黄面包。
我试着和蔼地跟他交谈，但无论问什么，他始终一声不吭。报料人说，附近曾有多位村民试图与他交谈，但他就是不说话，没人知道他到底会不会说话。有的村民认为，他可能是个聋哑人。
不知是发现我们没恶意还是吃饱了，过了一会儿，“野人”终于慢慢走出窝棚，坐在窝棚边开口回答我的问话。
“野人”说他叫徐俊才，今年30岁，家住敦化市官地镇四道沟村一社，没有成过家。父亲叫徐延州，母亲叫崔英香，父母都55岁。
我发现，“野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差，说话口齿清晰，思维方面也没发现什么样的问题，看不出他智障或精神方面有毛病。问他为什么流落到这里，他说父母都出去打工了，姐姐出嫁了，家里拆迁了，他没地方去。
当地一位村民说，“野人”在这里已经住三个冬天了，去年冬天下了将近四十场大雪，虽然天那么冷，但“野人”每天晚上从没离开过这个窝棚。夏天时，他经常到附近各个村民家的菜园里偷蔬菜吃，但他从来不连吃带拿，吃饱了就走，也不糟蹋菜园、不偷别的东西，不打人不骂人，不与任何人说一句话，不讨人嫌，村民们也都不阻拦他。这位村民还说，他曾在冬天看见“野人”生吃村民扔掉的死猪、死鸡肉，捡拾人们扔掉的水果，喝小河沟里的水。
离开“野人”的窝棚后，按照“野人”说的地址，我查到了敦化市官地镇政府的电话号。接通电话后，我将“野人”的姓名、年龄等自然情况告诉了官地镇政府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想让他们查查当地有没有名叫徐俊才的人。一个多小时后，那位工作人员回复说，他们通过当地派出所查询户籍，当地没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我突然想，当时从“野人”的目光上看，他不像是智障或者精神病人，并且年纪又不大，这么年轻的人躲在那么一个地方既不愿见人，又不与人交流，能不能是有案在身，不会是被公安机关通缉的网逃吧？他报的是不是假名字？想到这里，我马上与四平市铁西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取得了联系，并把“野人”的照片提供给他们。但经过刑警们仔细查阅网上在逃人员信息及影像资料，并未发现“野人”有这方面的嫌疑。网上在逃人员嫌疑被排除。
我决定，明天继续与公安机关、救助管理站及敦化市政府联系，一定要找到“野人”的家，将其平安送到亲人身边。
5月3日上午8点50分，我将此事告诉四平市公安局110巡警和四平市救助管理站。9点18分，110巡警和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现场。经民警和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耐心劝说，“野人”从窝棚里走出来，一声不响地坐上了四平市救助管理站的面包车。
到了救助管理站，站长张志勇立即安排站里的工作人员脱去“野人”身上肮脏发臭的衣裤。工作人员发现，“野人”的衣裤里除了一支圆珠笔、两个打火机、一把壁纸刀外，没有一点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两名男工作人员陪伴“野人”一起洗了澡，确认其是男性。洗完澡后，站里的理发师为“野人”理了发，恢复了其男儿容貌。然后站里的医生又对“野人”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经查，“野人”身上没有一点外伤，也未发现其有明显的其他疾病。但医生通过交谈认为，“野人”的心理和精神与正常人有差异，很多迹象说明其有自闭症症状。
午饭过后，救助站的两位女工作人员与“野人”进行了耐心的交谈。“野人”说他名叫徐振超，30岁，家住延边州敦化市官地镇四道沟村一社，父亲叫徐延州，母亲叫崔英香，父母都是55岁。但经公安机关上网查找，敦化市官地镇全镇也没有名叫徐振超的人。
当日下午，我又来到四平市铁西区公安分局户政大队。大队长谭林茂是我好友，经他认真查找，终于查到了名叫徐延州和崔英香的一对夫妻，二人户籍地均为延边州敦化市官地镇四道沟村。但徐延州71岁，崔英香66岁，与“野人”说的其父母年龄差别很大。我马上将此情况告诉四平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站立即与敦化市官地镇政府联系。官地镇政府又与该镇四道沟村村长联系，得知四道沟村确有名叫徐延州和崔英香的一对夫妻，该夫妻有一个名叫徐振才的儿子，已走失4年多了。
村长将四平的信息告诉了徐延州和崔英香夫妻。听说儿子有了下落，老两口非常激动，急忙问儿子现在哪里？
5月4日早6点，我与四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张志勇、业务科长李丽华等四名工作人员一起，带着“野人”徐振才，乘坐中型面包车由四平市赶往敦化市。
路上我问徐振才：“你想你母亲吗？”徐振才低头小声说：“有时候也想，有一次做梦时梦到过我妈妈。”“送你回家你高兴吗？”“高兴”。
4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敦化市救助管理站。徐振才的母亲崔英香、大哥徐振义、二哥徐振平，以及徐振才的老姑和姐夫共5人已早早等在那里了。
看见徐振才下车后，没等张志勇站长说线岁的崔英香立即奔向儿子徐振才面前，一把将他抱住，泣不成声地说：“孩儿啊，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啦，娘天天想你哩！”
当我的同事安世良打开摄像机，给徐振才及其家人回放当时他满头长发、蓬头垢面走出窝棚的画面时，徐振才的二哥徐振平再也忍不住了，不住地用手擦泪，其姑姑则在一旁失声痛哭，徐振才的二哥徐振平看着录像也不住地抹眼泪。
崔英香告诉我们，她今年66岁，丈夫徐延州71岁，两人育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徐振才是最小的儿子，生于1976年，今年37岁，他户口上的名字叫徐振才，由于他小名叫小超，上小学时老师把他的名字写成了徐振超，一直到上初中，他在学校用的名字都是徐振超。崔英香说，小超从小就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还曾受到过惊吓，她和丈夫曾经带他到延吉市精神病院去看病，诊断结果是没有精神病。2010年冬天，她和丈夫又带他到吉林省神经精神病院（在四平市），想再次诊断儿子是否有精神方面疾病，没有想到他自己跑出去了，结果杳无音信。儿子走失后，家人也曾四处寻找并报了警，但没有一点消息。后来时间长了仍无一点消息，家人们都以为他不在人世了。崔英香说，虽然多年没有老儿子的消息，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经常在夜里梦见儿子。
徐振才的两个哥哥告诉我们，弟弟曾多次离家出走，最多时走了7年，也是被人送回来的，由于他多年没有音信，几次人口普查时他都不在，派出所早就把他的户口注销了，他也没有身份证，跟孙悟空一样属于“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人，所以公安机关根本查不到他。
听完张志勇站长的情况介绍后，徐振才的母亲、哥哥等5位亲人表示，很谢谢政府和媒体让他们重新见到了自己的亲人。
当天中午11点16分，徐振才与其母亲、哥哥等5位亲人一起，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