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吴明慧到北京站接来京过年的父母，父亲背着吉他。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李强/摄
那天是农历腊月廿三的傍晚，G618列车从太原南站抵达北京西站，瘦瘦高高的王金平花了5分钟才从车厢里挪到出站口。
沉重的行李在身后拖拽着他，行李箱里装着羊肉、粉条、红薯，那是他为这个特殊的春节准备的味道。除此之外，在这场反向流动的春运里，他贴身携带的东西还包括一张核酸检验测试“阴性”的报告——他原本计划在小年夜前赶到北京，为了等这张报告，才不得不推迟一天。
王金平28岁的女儿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往年，王金平都是在老家备好年货等女儿回来，但今年，听着新闻上播报的疫情防控政策，他知道女儿回不去了。他决定来北京陪她过年。“（女儿）没成家，五六十岁也是小孩儿，过年肯定要跟父母过。”
岁末年初，我国本土疫情多地散发。多地先后倡议春节期间“就地过年”。那些连接异乡与故乡的列车，闲了。有新闻媒体报道，在北京西站，除夕夜的火车票开售当日卖出票数同比下降了95%。人们发现候车大厅异常冷清，清洁工闲了下来，周边小旅馆入住率比往年低了很多。
根据预测，今年春运期间铁路、民航进出京客运量较2020年下降43%，较2019年下降69%。那些选择“就地过年”的人，不必想方设法抢车票，也不必挤进人潮涌动的返乡队伍，但不得不考虑拿什么填补无法在家过年的空缺。
一位母亲给回不去家的女儿寄来50箱年货，有大白菜，也有擀面杖，并贴着手绘的春节做菜攻略。有人收到只有过年时母亲才做的豆包，以及腊月里煎好的鲫鱼、卤好的猪肉。来自物流公司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农历腊月初八到腊月廿三期间，从小城市、乡村发往北上广深杭的包裹数同比增长20%。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的年味是跟着父母一起到达的。在火车站或机场，你很容易在出站人群中找到来大城市陪子女过年的父母。他们往往落在队伍的最后面，手里提着或拖拉着杂七杂八的年货，比如成箱的馓子、成桶的食用油、装在透明塑料桶里的酸菜，也有人直接挑着扁担来，扁担两头挂着近百斤重的家乡农产品。
身处上海的四川人龚关，先是收到父母从成都寄来的20余斤腊货，又在2月4日迎来了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和托运的两箱年货。
从2020年年底，龚关就考虑邀请父母来上海过年，顺便玩一趟，但上海疫情反复，父母担心出行风险太高。上海发出“就地过年”的倡议后，他和妻子响应号召，决定留下。最终，两位老人决定来沪过年。
尽管67岁的龚明患有前列腺癌，还在接受化疗，老伴儿也有基础疾病。但在这个喜欢热闹的老头儿看来，“过年，家人团聚是最主要的。”
此前儿子叮嘱过，让来时“轻装简行”，但他还是带了腊肉、腊排骨、腊猪舌头、腊牛肉。如果在成都过年，这些腊货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他在上海吃不到家乡的味道”。龚明还打算有机会自己动手做儿子最爱吃川菜“烧白”。
王金平也是这么想的，他怕女儿“吃不到家乡味”，连山西的胡麻油都拎了来。他总感觉自己从家乡带来的年货是大城市买不到的，即便是能买到，也比老家贵，没老家的味道好。
女儿在北京西四环租了一套41平方米的一居室，离单位近，月租5000元。“这房子价格高得离谱，超出了普通人的承担接受的能力。年轻人（每月）挣这一万多块钱，刚够糊口。”王金平告诉记者。
住在这里，他总觉得憋屈，邻居互不相识，更没朋友可以串门，小区附近连下象棋的地方也找不到。所以这个春节他没什么串门的计划，也不能像在老家时一样走亲访友地拜年，要么就在房间里待着，要么就在出租屋里看看书和新闻，也避免了不必要的开销。
“如果不是女儿在这儿，根本不会待在这里。这里车多人多高楼多，但你找不到人说话。”王金平有时候想，这儿啥也没有，除了他女儿。
他很心疼女儿。他看得出来，女儿工作、生活上的压力都很大。每次女儿下班回到出租屋，看上去一脸疲倦，也不怎么说话，总想躺着。王金平时常劝她出去转转，“她懒得动，说‘想静静，每天出去上班说那么多话，回来好不容易能安静了’。”王金平在这里看到了女儿生活的另一面，那是在山西老家他很难够触摸到的部分。
这次来北京，她觉得女儿终于能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不再每日吃单位食堂或点外卖。“（外卖）油大，质量没保证”，他想，自己在，至少能在女儿累的时候，给女儿做点儿“花钱也买不到”的家乡味。
他拖来的行李里装着黄土高原上的特产，包括红皮白心的红薯、核儿大但口感酸甜的红枣、做烩菜常用的黄萝卜、黑肉多的吕梁山羊肉、土豆粉条，等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王金平说，“没有家乡的食材你就没法做，味道就不一样。”
龚明临行前从家里的泡菜坛子里舀了些泡菜水，装在矿泉水瓶子里，为防止泼洒，他用胶带缠了又缠，进行密封。为了能吃上家乡的泡菜，儿子龚关曾多次在上海尝试自制四川泡菜，但都失败了，“他始终做不出来家里的味”。
从2019年8月到上海后，龚关就让母亲在电话里远程指导他做泡菜，从红辣椒、萝卜、生姜等原材料和泡菜坛子的选择，到整个腌制的过程，他都按照母亲教的步骤来做，但没有一次味道与记忆里的一样。有时泡菜容易发霉，有时味道太咸或太淡。他指望父亲带来的泡菜水帮他还原那熟悉的味道。
在老家过年的时候，每次都是父母置备齐全年货，等着自己回去。这次在父母到来之前，龚关和妻子已经备好年货，把房子也彻底整理了一遍。“父母其实还挺看重这么多东西的，让他们感觉我们过得还不错，能够把自己生活照顾得挺好的，让他们放心。”
龚关按往年父亲置办年货的标准买了许多东西。“比如说过年他一定要有很多糖，现在谁吃糖啊，我们也不吃，他也不吃，但一定要有一大盘子。他就喜欢那种感觉。”母亲喜欢吃牛肉制品，他买来牛肉干、干果等零食，红酒、白酒、黄酒也都买了。
父亲龚明很留恋以前过年的气氛，那时候，每逢除夕，家里兄弟姊妹会凑在一起，他和妻子负责做三桌饭菜，吃完后大家开始打麻将，“多热闹”。
置办年货时，龚关专门买了一副麻将牌。“四川过年所有人都是打麻将，说实话也没有过多的交流，但是这种感觉就是家里的感觉。”龚关说。
龚明知道儿子买了麻将牌后，笑了。虽然今年春节在那个70余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只有4个人一起过年，但好在能凑齐一桌麻将，他说除夕夜至少要打到1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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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农历腊月廿三的傍晚，G618列车从太原南站抵达北京西站，瘦瘦高高的王金平花了5分钟才从车厢里挪到出站口。
沉重的行李在身后拖拽着他，行李箱里装着羊肉、粉条、红薯，那是他为这个特殊的春节准备的味道。除此之外，在这场反向流动的春运里，他贴身携带的东西还包括一张核酸检验测试“阴性”的报告——他原本计划在小年夜前赶到北京，为了等这张报告，才不得不推迟一天。
王金平28岁的女儿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往年，王金平都是在老家备好年货等女儿回来，但今年，听着新闻上播报的疫情防控政策，他知道女儿回不去了。他决定来北京陪她过年。“（女儿）没成家，五六十岁也是小孩儿，过年肯定要跟父母过。”
岁末年初，我国本土疫情多地散发。多地先后倡议春节期间“就地过年”。那些连接异乡与故乡的列车，闲了。有新闻媒体报道，在北京西站，除夕夜的火车票开售当日卖出票数同比下降了95%。人们发现候车大厅异常冷清，清洁工闲了下来，周边小旅馆入住率比往年低了很多。
根据预测，今年春运期间铁路、民航进出京客运量较2020年下降43%，较2019年下降69%。那些选择“就地过年”的人，不必想方设法抢车票，也不必挤进人潮涌动的返乡队伍，但不得不考虑拿什么填补无法在家过年的空缺。
一位母亲给回不去家的女儿寄来50箱年货，有大白菜，也有擀面杖，并贴着手绘的春节做菜攻略。有人收到只有过年时母亲才做的豆包，以及腊月里煎好的鲫鱼、卤好的猪肉。来自物流公司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农历腊月初八到腊月廿三期间，从小城市、乡村发往北上广深杭的包裹数同比增长20%。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的年味是跟着父母一起到达的。在火车站或机场，你很容易在出站人群中找到来大城市陪子女过年的父母。他们往往落在队伍的最后面，手里提着或拖拉着杂七杂八的年货，比如成箱的馓子、成桶的食用油、装在透明塑料桶里的酸菜，也有人直接挑着扁担来，扁担两头挂着近百斤重的家乡农产品。
身处上海的四川人龚关，先是收到父母从成都寄来的20余斤腊货，又在2月4日迎来了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和托运的两箱年货。
从2020年年底，龚关就考虑邀请父母来上海过年，顺便玩一趟，但上海疫情反复，父母担心出行风险太高。上海发出“就地过年”的倡议后，他和妻子响应号召，决定留下。最终，两位老人决定来沪过年。
尽管67岁的龚明患有前列腺癌，还在接受化疗，老伴儿也有基础疾病。但在这个喜欢热闹的老头儿看来，“过年，家人团聚是最主要的。”
此前儿子叮嘱过，让来时“轻装简行”，但他还是带了腊肉、腊排骨、腊猪舌头、腊牛肉。如果在成都过年，这些腊货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他在上海吃不到家乡的味道”。龚明还打算有机会自己动手做儿子最爱吃川菜“烧白”。
王金平也是这么想的，他怕女儿“吃不到家乡味”，连山西的胡麻油都拎了来。他总感觉自己从家乡带来的年货是大城市买不到的，即便是能买到，也比老家贵，没老家的味道好。
女儿在北京西四环租了一套41平方米的一居室，离单位近，月租5000元。“这房子价格高得离谱，超出了普通人的承担接受的能力。年轻人（每月）挣这一万多块钱，刚够糊口。”王金平告诉记者。
住在这里，他总觉得憋屈，邻居互不相识，更没朋友可以串门，小区附近连下象棋的地方也找不到。所以这个春节他没什么串门的计划，也不能像在老家时一样走亲访友地拜年，要么就在房间里待着，要么就在出租屋里看看书和新闻，也避免了不必要的开销。
“如果不是女儿在这儿，根本不会待在这里。这里车多人多高楼多，但你找不到人说话。”王金平有时候想，这儿啥也没有，除了他女儿。
他很心疼女儿。他看得出来，女儿工作、生活上的压力都很大。每次女儿下班回到出租屋，看上去一脸疲倦，也不怎么说话，总想躺着。王金平时常劝她出去转转，“她懒得动，说‘想静静，每天出去上班说那么多话，回来好不容易能安静了’。”王金平在这里看到了女儿生活的另一面，那是在山西老家他很难够触摸到的部分。
这次来北京，她觉得女儿终于能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不再每日吃单位食堂或点外卖。“（外卖）油大，质量没保证”，他想，自己在，至少能在女儿累的时候，给女儿做点儿“花钱也买不到”的家乡味。
他拖来的行李里装着黄土高原上的特产，包括红皮白心的红薯、核儿大但口感酸甜的红枣、做烩菜常用的黄萝卜、黑肉多的吕梁山羊肉、土豆粉条，等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王金平说，“没有家乡的食材你就没法做，味道就不一样。”
龚明临行前从家里的泡菜坛子里舀了些泡菜水，装在矿泉水瓶子里，为防止泼洒，他用胶带缠了又缠，进行密封。为了能吃上家乡的泡菜，儿子龚关曾多次在上海尝试自制四川泡菜，但都失败了，“他始终做不出来家里的味”。
从2019年8月到上海后，龚关就让母亲在电话里远程指导他做泡菜，从红辣椒、萝卜、生姜等原材料和泡菜坛子的选择，到整个腌制的过程，他都按照母亲教的步骤来做，但没有一次味道与记忆里的一样。有时泡菜容易发霉，有时味道太咸或太淡。他指望父亲带来的泡菜水帮他还原那熟悉的味道。
在老家过年的时候，每次都是父母置备齐全年货，等着自己回去。这次在父母到来之前，龚关和妻子已经备好年货，把房子也彻底整理了一遍。“父母其实还挺看重这么多东西的，让他们感觉我们过得还不错，能够把自己生活照顾得挺好的，让他们放心。”
龚关按往年父亲置办年货的标准买了许多东西。“比如说过年他一定要有很多糖，现在谁吃糖啊，我们也不吃，他也不吃，但一定要有一大盘子。他就喜欢那种感觉。”母亲喜欢吃牛肉制品，他买来牛肉干、干果等零食，红酒、白酒、黄酒也都买了。
父亲龚明很留恋以前过年的气氛，那时候，每逢除夕，家里兄弟姊妹会凑在一起，他和妻子负责做三桌饭菜，吃完后大家开始打麻将，“多热闹”。
置办年货时，龚关专门买了一副麻将牌。“四川过年所有人都是打麻将，说实话也没有过多的交流，但是这种感觉就是家里的感觉。”龚关说。
龚明知道儿子买了麻将牌后，笑了。虽然今年春节在那个70余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只有4个人一起过年，但好在能凑齐一桌麻将，他说除夕夜至少要打到12点。
